《剑桥历史地理学科130年》由阿兰·R★■◆■◆.H★★◆■.贝克、伊恩·S.布莱克、罗宾·A.布特林所著，“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以英国的一个主要机构——剑桥大学为实体，批判地讲述了历史地理学理论和实践发展★■◆■■★。本书在阐述1888—2018年剑桥大学学科的结构演变时，也强调了一些重要人物的关键作用以及剑桥历史地理学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见该书中译本《中文版序言（一）》）★■★。剑桥历史地理学派与中国历史地理学也有渊源，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三驾马车”之一的侯仁之教授，他远渡重洋求学，其以北京历史地理为题的博士论文即受到达比教授的指导◆◆◆，而达比的前辈罗士培（P. M■★■◆★★. Roxby）是中国地理方面的专家，并于1947年在中国去世。近期★■■◆◆◆，由中国历史地理学界青年学者组成的译校团队已完成了此书的翻译工作，中译本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文系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侯甬坚为《剑桥历史地理学科130年》的中译本所撰写的序言，经授权，澎湃新闻首发■★◆★★，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从更大的范围或方面可以说明，是什么样的学术传统在起作用——是就那样做下来的规定◆■★★，后来的人们也没有什么可以改变规定的异议——这就是传统及其延续■★■，尊重并依照最初的始创者的想法及设定而行的。据国际地理学会的资料，1875年在巴黎◆◆★★■◆、1881年在威尼斯◆◆■★◆、1889年再次在巴黎举办的第二、第三、第四届代表大会，都设有历史地理学工作组的一席之位，可以从中体会欧洲学术传统里历史地理学的存在★■、影响和地位。1895年在伦敦举办的第六届国际地理学会代表大会的八个工作组的最后两个分别是地理学史和应用地理学（特别是历史、商业和殖民）。后一组是第一次以这样的形式出现，也可见历史地理学在欧洲的存在状况及努力参与程度■■★■★。在多次国际地理学会的代表大会上，都有历史地理学的一席之位，这种现象甚至早于本书所叙述的1888—2018年，这反映的是欧洲的知识体系和文化传统。剑桥大学的历史地理学科也是在其中做出许多学术贡献的。现行的历史地理学者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Historical Geographer），是在英国—加拿大两国历史地理学者研究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际历史地理研讨会。1986年7月在美国路易斯安那举办的第六届研讨会开始使用这一会议名称，其中自有英国历史地理学者的努力。
《剑桥历史地理学科130年》这本书很有趣，它叙述了世界上一个历史地理学的源头◆◆★■。这个源头在欧洲◆◆■，在剑桥。它提示读者们◆★■★★◆：一个学科发展了130年★★■◆★★，谁会很有兴致来写作呢？观其作者■■，是阿兰·R.H.贝克、伊恩·S◆★■★◆■.布莱克、罗宾·A.布特林三位教授■■。2018年，第一作者阿兰·R◆■.H◆★◆■.贝克已是81岁高龄，观其三人合影■★◆■，发现其他两位作者也是阅历丰富的老者形象。这就明白了一些，应当是老一辈学者更适合来写比自己年长的学科◆■■★。
对于具有130年历史的剑桥大学历史地理学科，兹表示中国的历史地理学者的致敬！
最后◆★，三位作者认为：■■■“历史地理学依然活跃在今天的剑桥大学之内◆■★■■■”，尽管它已有了变化：一是研究视野主要放在了19和20世纪的地理，“历史”与■◆“当代”之间的界限已趋于模糊；二是在此任教的历史地理学者少了，但历史地理学已显著地融入到整个地理学领域之中★◆■◆◆，加之这些变化是在日常中渐渐发生的◆★■，对于这一切，尊敬的三位作者均表达了宽宏的接受心情。
1919年的英国，地理学科被批准授予荣誉学士学位，历史地理学属该专业教学和考试的第二部分，即大学地理专业课程的第三年■★，也是最后一年。20世纪初期，剑桥大学之外的英国其他大学地理系也有着类似的发展过程。
第二作者伊恩·S.布莱克，于2006—2012年担任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地理系学院院士及主任◆◆，2012—2018年是卡莱尔学堂的学院院士兼高级导师。
在这本十分袖珍的书籍中，留给读者相当轻松印象的是，130年间任职于剑桥大学的那些历史地理学家的姓名◆■■、业绩和特点★◆◆◆■，通过分阶段的历史地理学讲师课程、讲座课程列表■■，以及通过地理系教师及地理研究委员会干事、周末研讨会合影等照片◆◆◆■■，看到的她们或他们的风采◆★★◆。此外，本书还有坐落在英国剑桥郡剑桥市的这所著名大学的地图、斯瓦弗汉姆修道院附近的威肯湿地鸟瞰全景图、好多位历史地理学科代表人物的个人肖像■★★■★、历史地理学本科生在法国布洛瓦档案馆查阅资料等图片★■◆，无不起着促使读者多方面增进了解剑桥大学历史地理学科的作用。
尽管很难在地理学荣誉学位中量化历史地理学的重要性，但从教学层面来看，初期（1945—1946）的六门资格考试中，仅有一门是历史地理学，不过，广义的历史地理学领域的相关内容可能也会出现在区域地理和人文地理试卷中★■◆。第一部分的七门考试中，历史地理也仅有一门，到了第二部分，历史地理学的权重增大，有三门三小时的历史政治地理考试，再加上一个“一般论文”的考试。到了1952—1953年，资格考试包含两门历史地理学课程，第一部分考试有四门◆■★◆★◆，第二部分考试有三门。这个考试结构与1945—1946年相同。因此，客观地说★■◆◆■，在1952年改革之前■◆■★，地理学荣誉学位中大约有20%的课程和考试可以被确认为是历史地理学范畴的。
在本书阐述的距今最近的时段，即第七章，贝克、布莱克和布特林三位作者叙述了他们正在经历的当下◆★◆■■★。他们指出“严格意义上的剑桥历史地理学已经在其历史范围内收缩了。以前那种同时关注和研究中世纪、近代、现代地理的做法已经被如今主要以19和20世纪地理为研究对象的做法所取代了”★★，再就是“地理系长期以来对自然地理、历史地理和当代人文地理三位一体结构的认同，也已被重新定义的组织结构所取代，其部分原因是便于设置新的课程名称★★★■■◆，而新的课程名称被认为对现代的本科生更具知识性和吸引力”■★◆◆。对此，三位作者的分析意见是★■：（1）虽说今日之剑桥地理系仍在进行与历史地理相关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但“历史”与“当代”之间的界限却已基本消弭了；（2）历史地理学显著地融入到整个地理学领域之中，实际上是非常有价值的，因此在处理当代问题时，不仅仅是剑桥的地理学家采用历史的观点，其他许多人文地理学家亦会如此◆★◆。
古老的剑桥大学设置的学科理应很多★★★■■，那么■◆◆★◆★，历史地理学科在那里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它存在于地理系，这在本书所述的130年中从来没有变过。这是要对中国读者说的。为什么是这样，简略地说，是因为学术传统。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学术传统，导致了历史地理学科长久地依存于地理系，且没有出现较大的改变迹象。2015年■★■★◆，阿兰·贝克先生在一次接受上海《文汇报》的访谈邀请中，谈到过去在欧洲，历史地理学确属地理学范畴。当时的历史地理是国家形成的历史（the history of state formation）的研究，即通过19世纪民族主义建造了民族国家的过程。这就是那时的历史地理。在很长时间以来■★■★，历史地理就是历史政治地理★◆■★◆。
本书作者还告知我们■■◆★：英国国内历史地理学的教学与研究活动，主要是在大学地理院系进行的，但同时也存在于历史学、经济学乃至自然科学等相关院系的课程上，尤其是在其形成时期★■◆，这种现象较为多见■★。因此，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英国大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相关大学及其所属院系的不同发展阶段。在此期间★◆★■，很多才华横溢的历史地理学者■★◆◆★◆，无论是个人研究★◆■，还是参与集体项目，都紧随他们自身研究兴趣的变化。
第三作者罗宾·A■★★◆■■.布特林是利兹大学地理学荣誉教授。他和罗伯特·多德森（Robert Dodgshon）在1978年编辑了《英格兰和威尔士历史地理》（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and Wales）一书，写过《圣地历史地理：内容、背景和联系》论文（刊《历史地理学杂志》1988年第14卷，第381-），著有《历史地理学：穿越时空之门》一书。
本书的译校人员，皆是我身边的年轻人。扁阳阳是博士生◆◆★◆，是博士后留校科研人员，谢嘉琳是硕士生■◆◆■★，专业都是历史地理学，接受过我的指导。三位在校期间结成一个译介小组■★，把对于历史地理学的热爱，化作一册中文版译著，是促进历史地理学发展和交流最积极的行为。我从内心表示由衷的赞许。
书中收录图片：斯瓦弗汉姆修道院（Swaffham Priory）附近的威肯湿地（Wicken Fen）鸟瞰图★◆■◆■。
本书作者告知我们：他们使用了可以找到的文字材料和伊曼纽尔学院毕业生的账号信息■■。这些毕业生与其他学院的学生一起，都曾为取得地理学学士学位而学习了历史地理专业课程。
本书附录的内容也是足够精彩的◆■◆■★■，可以任凭有兴趣人士加以翻阅或查询。附录五列出了1970—2009年出版的历史地理学专著56部，其中★★★，戴维·查尔斯出版社有4部，道森出版社有8部◆■★◆★，剑桥大学出版社有44部■★◆■◆。相比2003年阿兰·贝克先生的专著《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2008年中译本）附录中列出的36 部历史地理学专著◆■◆◆★，有了明显的增加。
在剑桥★★■■★◆，各种形式的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基本都遵循着地理学被引入教学大纲的一般轨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包括牛津大学在内的其他大学亦是如此。在英国，一个普遍趋势是——通过在经济学■◆■■★、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等其他学科的课程中教授历史地理，以及更广泛地通过动物学、人类学◆■★■、海洋学和地质学教授历史地理■★◆，最终将历史地理学纳入到地理学的专业学位课程中去。
阿兰·贝克先生，本书介绍他于1966—2001年在剑桥大学地理系担任讲师（指专任地理课程的教师），其中1989—1994年是系主任，1970—2018年是伊曼纽尔学院（Emmanuel College）的院士。书中图5.3的照片最引人注目，文字说明为“1980年，达比与阿兰·贝克在国际地理学大会后的一次远足中登上了中国长城”，这是指当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24届国际地理学大会的会后活动★■★◆。亨利·克利福德·达比乃是剑桥大学地理学科的领军人物，也是1946—1949年侯仁之在利物浦大学留学时的导师（那时他正在这所大学任教）■■★■。那么★★■■★◆，这一次他们在北京是否与侯仁之教授见面？据丁超所著《侯仁之学谱》1980年的记事：8月25日至9月5日◆★★★，第24届国际地理学大会在日本东京召开★★◆★◆，有中国代表团与会。“英国历史地理学家阿兰·贝克参会★◆■★◆，并在会后访问中国，在北京大学地理系与侯仁之第一次见面★★”，没有提到达比先生，是因为没有见到两位师生在北京见面的材料。现在好了，本书的《中文版序言（一）》◆★，系阿兰·贝克亲自写出，清楚讲到1980年北京的会见★★■◆◆：“1980年，达比再次见到侯仁之★■，当时他是日本第24届国际地理学大会后访问北京大学的一小批英国地理学家之一（其中也包括阿兰·贝克）”。还有1996年7月，阿兰·贝克先生赴北京大学参加了当年的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在报告中坚持了“一切地理学都是历史地理学”这一真理◆■■★，而北京大学那次研讨会的东道主和开幕式致辞人，正是最为关心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状况的侯仁之院士。他还长期担任《历史地理学杂志》(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的主编。
